殷一平
在海外华人新移民中，混得很不如意和很得意的都不大会选择回国。徘徊不定的就是那些已有稳定的收入，衣食无忧，但同时又有失落感的人。他们渴望做成些事，但海外生活并不能令他们满意，而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变化使他们相信国内存在着无限的机会。 回国潮最早出现在海外知识分子与艺术家阶层。 郑荃能制作世界上一流的艺术提琴。回国那一年，他已经在国际提琴制作比赛中13次获奖，其中有3枚金质奖章。他的老师、意大利的莫纳西教授说：“郑荃是中国的骄傲，也是我们意大利的骄傲。”意大利为郑荃赢得世界声誉提供了机会。 1988年，中央音乐学院甚至没有提琴制作专业。郑荃觉得，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事业。他向有关方面提出：在中央音乐学院开设提琴制作专业。文化部很快拨款5万美元和3万人民币作为创建的经费，音乐学院特辟出六间教室作提琴制作研究室。郑荃分到了一套两居室和一间平房，安装了电话，并破格评上了高级职称，特许每年出国考察一个月。郑荃知道，国家提供这样的条件是尽了全力的。 为了尽量使用国内的原材料，他不止一次亲赴四川森林选料。因经费不足，他已较少听到名家名琴的音乐会和广泛观摩名师的作品。他把精力集中到教学上，以期自己的理想在学生身上得到实现。 1993年夏，中央音乐学院提琴制作专业的第一批学生毕业了。中国有了自己培养的提琴制作的专业人才。郑荃觉得自身的价值又有了新的诠释。 信女士曾在美国伯克利大学法学院进修，她的出色成绩令美国人赞叹不已。1986年她准备回国时，美国同事说：“我发现你们中国人好像特别爱忧国忧民，你一个人回国不回国对一个国家而言有多大意义？留在这里对你个人而言，就不同了。”信女士说：“或许你不理解，我们中国人的命运是和那片土地联系在一起的。” 1991年，她再度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往美国哈佛大学进修。她在讲台上向美国同行介绍了中国法制建设的情况。当听说中国颁布了《行政诉讼法》时，他们不解地问：“你们的政府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？”“你太不了解现在的中国了，中国还有民告官呢，中国人的法律意识已发生了重大变化。”信女士说。 一年进修期满，当信女士再次踏上归国之途时，她的美国同事对她表示了深深的敬意。美国人尽管追求个人奋斗和自我实现，但却视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为高尚的人。 王沂东在美国住着三室一厅，每天花五美分到博物馆去参观、临摹。有很多美国中产阶层乃至上流社会的人请他去画肖像。 加州一位银行家请他画一张小女儿的肖像。王沂东惊叹小女孩的美丽，却无法揣摩透她的一颦一笑缘何而起，更不能唤起她内心激情的流露，他面对的是一个美丽的洋娃娃。小女孩总是困惑地望着他，不知到底怎么做。最后，他不敢再接银行家夫人的电话，只好搬家了事。 在美国，他除去画了两张美国华人的肖像，其余的都是沂蒙风情画。只有面对那些场景、那些人物，他的笔触才会生动、流畅。 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，他无法不画中国的乡土与乡民，那是他的画魂。在美国，他看不到喂鸡的中国农妇，看不到扎着花头巾的中国村姑，看不到帮母亲卸柴垛的小女孩，他只能看到一群金发碧眼的人开着汽车穿梭于摩天大楼之间，而这引不起他任何创作的冲动。去或留对他而言不是画中国人或美国人的选择，而是画与不画的选择。 于是他急不可待地回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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